12月11日下午4点,第74期生涯论坛—“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大学生就业:现状、挑战与对策” 在我校大学城校区文渊楼304教室里举办。本次论坛特邀李春玲老师担任主讲嘉宾。李春玲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特聘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李老师在论坛上发表了对当今新发展阶段大学生就业形势、就业挑战及有关应对策略的分析。
首先,李春玲老师讲解了研究背景:我国经济周期由高速转为低速阶段,又加上疫情冲击,目前经济复苏并不理想。她指出,在这两因素的影响下,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现阶段大学生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很大,我国青年失业率情况不容乐观。
接着李老师讲解了就业质量情况。她指出,中高收入国家有4/9的就业青年所从事工作较体面、稳定(与文凭相对应,福利与社会保险等方面较完善),而在低收入国家仅1/5的年轻人获得体面的正规工作且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其余4/5的年轻人基本都做着非正规工作。李老师还引入了“教育错配”(educational mismatch)的概念,即高文凭的年轻人前往低技能就业岗位工作的线性,而这一现象在我国也较突出。
之后,李老师还引用了专家解释讲解了年轻人失业率较成年人高的原因:一个是 “后进先出的解释”,即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者在经济状况不好时易被裁员,原因是老员工裁员需补偿,而年轻人工作经验与资历不足;其二是“缺乏求职专业知识”的解释,有经验的老员工被辞退可另寻其他岗位工作,而年轻人则难以再去寻找到新工作;其三是“货比三家”的解释,被投入大量财力和精力培养出的较高文凭的年轻人对就业岗位的要求也较高;最后是“部门分割”的解释,即为年轻人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行业(如服务业、旅游业等)往往容易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李春玲老师还通过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文化水平与失业率的比较分析,对为何中低收入国家的大学生失业率更高进行了如下解释:第一,产业结构升级滞后于高等教育扩张,这一矛盾现象在我国特别突出;第二,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白领职业)数量不足,经济增速放缓更加剧这一问题;第三,延长在校教育时间、推迟青年就业政策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即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扩招,导致家庭教育投资不断增加、青年在校学习时间不断延长,职业期望越来越高,慢就业现象增多。考公考编热潮也无形中助推了失业率,高文化水平在提升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的同时也增加失业机率。李老师指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创造最多青年就业机会的是服务业(特别是中低端服务业),适合这些就业岗位的是中等教育水平青年,而高新技术行业(适合较高教育水平青年就业)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有限。
那么,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就业观念有什么特点呢?李老师首先通过2013年到2023年各地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指出大学生就业有以下趋势:一是推迟就业而追求更高的学历,二是体制内就业意愿高涨(有体制内就业意愿的在校生比率逐年上升),三是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2019年后选择去一线城市就业的在校生比例持续下降),四是在校生偏向慢就业。在此基础上,李老师总结出规律——在就业压力下,大学生的就业观念、行为出现一个趋同化的理性选择,但这种趋同性的理性选择也导致了竞争更加的激化即内卷化,每个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理性选择,但如果大家都做出同样的理性选择,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与人们期望相反的一个集体性的后果——众多个体趋同化的理性选择不仅没有降低风险、弱化竞争,反而进一步激化竞争,加大了失败的几率。她指出,这种内卷化的竞争也带来了一种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即大学生个体所做的决策往往会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影响,家庭经济背景、家庭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家庭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影响着大学生个体在就业时能把握的机会和就业选择,最终影响其就业结果。
此外,李老师还指出当下大学生就业面临的种种挑战:一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就业岗位不断地减少;二是大学在扩招、设置专业时,对人才市场的风向了解不充分,导致培养的学生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三是目前我国的高校教育还是以升学为导向,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在讲座结束后,李老师还回答了现场大学生关于求职薪资困境的问题,指出在目前大形势下大学生找工作更应该看重在岗位的上身空间的和企业的发展前景,可以在工资不高但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企业岗位先工作一两年,充分提升自己后再跳槽到别的企业寻求薪资更高的工作。
拍摄:广州大学学生职业发展联合会 肖鹏飞
撰写:广州大学学生职业发展联合会 贾睿 黄杰 肖鹏飞